天凉了，陈吉穿上阳德吉做的大红褂子，这衣服不好意思穿着出门，就拿它当工作服在厂里穿。
进了验配组，章莉一见，“哟，小陈都穿上大红衣裳了？”
“大红衣裳不能穿的吗？”陈吉说。
“济南人只有结婚的时候才穿那么红，穿上就是新娘子。”王平含笑看着陈吉。
“哦，原来这样，”陈吉说，“我不是结婚，我是随便穿的。”
“好啊，等你结婚，别忘记回来通知俺，给俺们喜糖吃。”庞大姐和王平都笑。
陈吉是来向她们告别的，转眼在验配组已满两个月，这里是陈吉离开学校后走向社会的第一站，是工作以后结识最初友谊的地方，离开这里去下一站，有些依依不舍。
去实验室，还是走到厂区大院的最北头，进锯齿厂房硕大的北大门，与验配组相反的方向，往右手边走，一直向南，穿原棉大仓库，过清花与配棉车间，进入粗纱车间，再右拐，在粗纱车间的西头，就是实验室。进门就是衣帽间，男职工和女职工换工作服和帽子、放置个人用品的木橱子都在这里。再进一个门，是大办公室，迎面正对门口靠西墙正中摆放两张办公桌，组长仝英红和组员沈叶打对桌，靠南墙和北墙共八张桌子两两相对，一边四人，一边三人，陈吉填充在空着一张桌子的三人这边。西墙南北各一小门，里面是两个小检测室。
实验室的工作是采集成品与半成品的在制品样品，通过检测物理性能，进行实时质量检控。
一样严重人浮于事，少的可怜的一点工作，分配给八女一男九个人做。
仝英红组长矮小胖乎，满月脸，大眼睛，看起来富态和蔼，一把马尾辫从头顶上扎住，弄得跟花木兰似的。她工作认真负责，是个中专生，学历比许光华低，为人处事和政治上比许光华精明得多。对外，她与科长及各级领导们走的比较密，经常去汇报沟通。对内，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及看到大家都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，允许自己和大家自由做私活，只要不在外人或上级领导面前明目张胆就行。不像许光华组长，成天窝在屋里，自己不干私活，看见组员干私活就噘着嘴，而组员天天一天到晚都干私活，所以他天天一天到晚噘着嘴。
可惜，实验室干私活的条件不如验配组好。一来地理位置不好，离车间近，外人来往多，兼车间里机器声音太闹，最怕领导来访不容易提前觉察。二来房间结构不好，没有一间靠里隐蔽的毛衣间。三来女组员人数多，里面两个小检测室不方便全挤进去，她们织毛衣，只好都坐在自己的办公位，内侧靠墙的地上竖着放一个大袋子里面放着毛线团，正在织的毛衣和针放在胸前打开的抽屉上面，边织边注意观察，一旦有险情，马上把手里的毛衣和针塞进抽屉，用胸部将抽屉抵进去，脚下的袋子已被小腿和脚挤得严严实实地贴着墙，做伏桌工作状。这样恶劣的条件，使得她们的织毛衣时间比验配组少许多许多。
毛衣织的少，拉呱儿就多些。
上午大家边磨洋工，边夹杂着干私活，下午一点工作都没有，坐在自己位置上，彻底都歇下来。
四十出头又干又瘦的周巧云边织毛衣边说，“年龄大了，织个毛衣都不出活，就靠着白天在这里织一点点，晚上回家吃过饭就犯困，拿不动针。”
“晚上那么早就犯困怎么行哩，老公还不找你活动活动吗？”仝组长对桌白白胖胖矮矮的沈叶说，她三十出头，钟爱黄段子，不管谁先发起一个什么样的话题，用不三秒钟，她都能将话题自然巧妙地引到黄段子上去。
周巧云说：“累了一天，他再来找，巧腻歪。”“巧”是济南话，代表“很，非常”。
周巧云邻座的黑矮老年妇女胡留丽是沈叶涉黄话题的绝妙配角，跟着捧场，充分展开，“腻歪不行啊，你怎么地也得给他配合一下子呗。”
周老师：“配合么，巧累累地。”
沈叶说，“不主动配合不行，省得你老公过来满地里抓你，‘来啊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’”她两个爪子比量着，贪婪地往前抓。
“哈哈哈哈……。” 胡留丽带头拍着掌哄然大笑。
领养了一个儿子的朱云英，骂她们，“老不正经，咱这里还有小陈吉没有结婚，你们也不收敛点！”
仝英红的笑容留在脸上，转头察看陈吉的反应，又转回头笑着继续听她们讲。父母是安徽蚌埠人因此对陈吉也格外照顾的张老师，憨厚地笑笑。年龄最大、老公也是部队转业干部的魏和平老师轻蔑地撇撇嘴，很少参与其中。唯一的男士仲新，刚刚添了女儿新当爸爸，一般在一边很衿持地听着，年纪轻又是男性，不好意思笑得太露骨，到关键之处就参与进来，很衿持地说上一段。
仲新说，“我打个谜语给你们猜猜吧。”
沈叶最来劲，“说，说，快说。”
“一千名女职工，”仲新给出谜面，“打一个厂名。”
大家七嘴八舌猜谜底，仲新一概摇头，“不是，”“不是”……。连说了几个“不是”之后，仲新握着自己的玻璃杯到外屋去倒水，留下一屋子的娘们乱猜，猜了许多答案，又像，又不妥帖。仲新慢悠悠再进来的时候，沈叶急不可耐地催他，“到底是么？你快说，俺们猜不到。”
仲新七平八稳地坐回座位，衿持地抿抿嘴，济南话小声揭开谜底，“铅笔厂。”
大家愣了一下，随即“哄”地笑开了。
沈叶老师边笑边骂他：“拔腚！”济南话，滚开。
之前在验配组，谈话中偶有很隐喻的稍稍涉黄，总有人马上笑着岔开，“人家小陈在旁边，你可得注意着点”，大家则略过这一篇，进入下一话题。仅有一次中午，车间来热饭的仇老师系了根腰带，是临时在车间找的一根棉绳，绳子两头一头一个小疙瘩球，系在腰中间。庞大姐一见，伸出手，一拍那两球球，嗔怪，“两个蛋蛋当啷着，像什么样子？”仇老师立刻哈哈哈放声大笑，章莉黎蓉香和王平跟着吃吃地笑，庞大姐两只嫩手猛地盖到嘴上，马上扭转身子看向陈吉，一双丹凤大眼眯成一条缝。陈吉低着头，咬住下唇控制住了将要发出的笑声。
陈吉在实验室第一次领教这么公开地说黄段子，这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场面，真让她感到难为情，只能将头低得不能再低，深埋到桌面上，拼命憋住笑，真的，不打半点诳语，憋出内伤了。她只好低头猛打算盘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还得尽量让算珠碰撞的声音小点儿，不能影响他们的拉呱兴致。
没有办法，这样的生存环境，逼着陈吉不得不练出一项过硬的传统计算本领。
实验室和验配组没有电脑，数据计算和统计主要靠算盘，老组员们打起来算盘来比计算器计算还快。在验配组，庞大姐不让陈吉学算盘，“学那个玩意儿没有用，将来你肯定用不着，人家外面都用上电脑了，你一个大学生还打什么算盘？有时间还不如织个毛衣自己穿穿呢，马上冬天了，穿着暖暖和和。”
让陈吉把毛衣和针藏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把毛线袋子放在脚边，偷偷地打毛衣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空闲很多，坐下来，陈吉顺手把算盘和一撂报表拿过来，一阵噼里啪啦，过不多久，虽没学会打乘除法，简单的加减打起来，算珠在手指下飞快的灵动，倒有些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感觉，很享受老祖宗老工件的魅力。
笑过之后，胡留丽说，“仲新，你那几只股票怎么样了？”她最爱的是炒股。
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股票，仲新的最少，他说，“我都懒得看了，看不看都是那个熊样。”
“可不能说熊样，要说牛样。”胡留丽说。
“我炒着玩玩，一次买个三百二百股，挣也挣不着，赔也赔不多。”仲新说，“不像你，你是大户，投的多。”
“多么？我一共三万拉块钱。” 胡留丽说，“俺们这些散户，庄家吃肉，咱指望跟着喝点汤不行吗？”
“那你多投点啊，人家吃肉，你也吃肉。”朱云英说。
“我是想多投啊，没钱！三万块钱，还咬咬牙呢，家底都倒出来了，俺家存这点钱多么的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”胡留丽很少织毛衣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研究各种走势上。她戴上老花镜，摸出包里的小笔记本，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股票名称和数字，捏着铅笔，仔细研究，即使上面来人她也不用慌张，不怕人家不以为她在工作和学习呢。
何况，谁不知道谁啊，她名声在外，技术科几个老点的女老师，经常过来与她交流信息，切磋技艺。她们说，萧科长，技术员于贵章，都炒。
七混八混到四点来钟，一个个开始为下班做准备。一早一晚，班车与车间大门之间的厂内道路，是女工们比美和展示美的舞台。验配组的姐姐们不化妆，只梳头、洗脸、搽护肤品，脱下工装穿上自己的时装，美美地走出去。实验室的女老师们多一道工序，提前一小时就得开始，梳洗打扮，扑粉描眉打眼影腮红抹唇膏。
所有这些场面，让陈吉感觉严重人浮于事。
车间里已经动真格的在裁员，大裁员。
陈吉七月份来报到时，国棉总厂共有九千多在职员工，除了占据在凤凰山路两侧的四个家属区和众多单身宿舍，还有分散的家属区遍布济南市市中和东西南北，早中晚各有二十几辆衔接式双截车厢的大班车从大门口出发，将塞得满车的职工输送至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或从大街小巷拉回厂区。
陈吉到实验室没几天就是国庆节，过完一个假期回来，厂里只剩下两千来人，大班车只剩下三四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