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是故意去吃了类固醇之类的药，然后怕被检查出来，就又吃了利尿剂吗？他是要找死吗，去吃兴奋剂？！肯定会被查出来的！”
十六年过去，答案却仍未得水落石出。没人确定得了，杨越是不是清白的。
“不，他不会在兴奋剂的事上找死，我相信他。”尽管父亲没给他的记忆留下一点父爱，只在他身上留下了一半血脉，可余正夏不愿相信，父亲是个不好的人，“一定是被谁陷害了。”
臧晓宇偷偷和他说过，基地里有个田径运动员，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类固醇，偷偷放到另个运动员的饭菜里。等后者因为药检阳性被禁赛的时候，始作俑者竟然还有脸安慰他。调查结果一出来，他的“光荣事迹”才得以揭露。臧晓宇说，当时整个基地的运动员都惊呆了，全都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来。
“你就想想复旦饮水机的事。那事儿一出来，网上一大堆人都在说，感谢室友不杀之恩，”彼时，余正夏还几乎不懂，对运动员而言，被查出兴奋剂阳性，是怎样的晴天霹雳。于是，臧晓宇只好绞尽脑汁，试着打个余正夏能理解的比方，“那会儿，一听说有人在队友饭菜里下药，全基地都在想，感谢队友不下药之恩。”
“懂了懂了。”
余正夏怀念起一年前那段对话。与其说是在怀念那段对话，不如说是怀念一年前的自己。他怀念的他，觉得兴奋剂与他的日常生活毫无瓜葛，嘴上说自己明白了兴奋剂的可怕，其实离真懂还远。彼时，他又可曾想到，兴奋剂恰恰是父亲离开的理由，也是他再不见的理由？
父亲他会不会是被陷害的？如果是，凶手又是谁？肯定不会是教练，因为运动员若是被查出兴奋剂被禁赛了，他的教练也逃不掉责罚。既然不是教练，那又会是谁？他当时的队友？会是十六年前那批江苏省队队员吗？余正夏在网上找到过当时江苏省队的合影，稍显模糊的小照片里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们，站成两排，个个挂着年少时才会有的欢笑，他父亲也位列其中。这个可能性，余正夏不忍再去想。可他同样不忍去想，父亲可能是主动选择吃兴奋剂作弊的。
“不管他自己有没有去吃药，他都不可以抛下我们两个！为什么他非得失踪？为什么？”
余正夏无从明白，失踪是不是他父亲的错。十六年来，他只是清楚，失踪是错，是千斤顶般的错，注定要由母子俩来肩负，哪管他们的肩膀能否承受得了。他们上辈子究竟作过多大的孽？
余正夏以前不是没想过，他父亲会不会并不是自己要失踪的，而是某天在街上被传销组织的洗脑给拐走的。他父亲个子不高，但毕竟是省短道男队运动员，身强力壮，被人强行带走的可能性不大，何况。就算真被带走了，他父亲也会迅速跑出去报警，哪里会一去不回。如果失踪不是父亲本人的意愿，那么，父亲准是被传销的骗子们骗到深山老林了。想到这里，余正夏心快蹦出嗓子眼了。不过，他很快就抛掉这个可能。他爸一出家门，就被不法分子盯上了？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，不法分子的猎物哪有那么好抓。一番推断下来，轮廓大致变得清晰：父亲就是自己要离开他们的，没被拐走，也没被传销组织洗脑，应该是找了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躲着。
“这家伙！”余正夏右拳攥成一块硬石，愤恨得想直直往桌面砸去，“他倒是一走了之了，想过我和我妈这么多年该怎么过没有？！”
右拳又收紧，攥成块更结实更硬的石。欲往墙面重重一击的冲动，和他前额上爆凸的青筋一样，快要憋不住了，快要跳出来了。
“我恨他。我就是恨他。”
余正夏选择面对他相缠无解的种种心绪中一小部分。他的脑袋承受太多太多，没有力气去考虑：父亲的离去，是自作自受，还是迫不得已？他也不是不担心父亲安危。可是，对他父亲，他就是有一种浓烈的厌弃和愤恨，即使拿手去挥，也挥之不去。
他父亲这么一走，差点在他小学四年级时，夺掉他生命里全部的生气。
准确来讲，四年级时那场灾，并非于四年级起。再往前推三年，一年六班的小朋友初入教室排排坐时，灾祸就已经生根发芽。
班主任钟老师心中，一年六班的班长，早就在入学时定好了。除了丁明昊，不会是别人。道理特别简单：他爸爸在本地一家颇有实力的事业单位担任中高层管理，他妈妈在本市一所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，爷爷奶奶辈更是水深，深不可测。班里小朋友再没有后台比他厉害的了。班长这个颇能锻炼一个孩子的机会，不给丁家小公子，还能给谁？况且，正式开学前，丁妈妈还三番五次地求班主任，要想办法给孩子安排个班长当，可谓使劲浑身解数。所以，班长就是丁家公子了，毫无疑问。
而班里的小朋友们，似乎对这位老师钦点的小班长也没什么意见。他永远都是班级前三，面容帅气，外向开朗、能说会道，又生得高高壮壮——打起架来，他估计能一个顶俩。凭这些，他受尽班里其余小朋友的欢迎。男生下课争着要跟他玩，女生上课争着托人给他传小纸条。很快，他就在班里找到了几个他喜欢的小跟班，组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团体，方便他在班里作威作福。家长们几乎也全都欢迎丁明昊成为他们孩子的好朋友，锦上添花。
余正夏？他瘦瘦小小的身子上方，顶个戴眼镜的大脑袋，看起来有点呆头呆脑，实在不受一年级小朋友的欢迎。他中不溜的成绩，也无法吸引小男生小女生跟他玩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跑步跑得特别慢，每回班里组织小组接力跑比赛，他再怎么拼全力，依然跑得比组里其余男生慢上一大截。初读小学的男孩子，正处好胜心蓬勃的年纪，没人会忍受明明可以是全班第一的小组成绩被他拖后腿。所有这些，都注定他无法像小班长那样，被很多小男孩小女孩喜欢。
这些还全都不是最要命的。
同班学生家长间，任何消息，都能飞快散开出去。今天，某个小女孩的妈妈知晓了，隔壁二班的姚同学，她妈妈其实是小三；明天，全班家长就几乎全都知道了，放学时分，他们看到姚妈妈接姚同学放学回家，目光充满不屑和唏嘘；后天，这则传闻传遍全部六个年级的家长群体。余正夏也摆不脱这种宿命。不出半学期，一年六班所有小朋友的家长，都把他家情况摸了个门儿清。自然，跟自家孩子提起同学余正夏时，他们只会用怜悯之词来形容。家长怜悯得多了，大多小男孩心中的余正夏，便成了软弱可欺的形象。更糟的是，余正夏刚到这片地不久，嘴里的方言还没来得及调整，放身边土生土长的安岭小孩间，时刻透出一种怪异——小孩子哪知道什么是方言，他们只知道，他们班上有个外地来的小孩，说话比较奇怪。
没有其他孩子都不会缺的父亲，又说不好当地方言，和身边那帮男生相比，如此的余正夏，太不一样了。谁与别人相异，谁就是班里被霸凌的活靶子，相异得越厉害，就会被欺负得越狠。成年人眼里，这仿佛是天方夜谭。可这偏偏却是小学生间残酷的游戏规则，所谓的天真暗藏锋利的刃。
从一年级开始，余正夏就懂得，每天早上踏入校园后，他只可一个人苦苦支撑。快支撑不下去了，他就暗暗数，数还有多少天才能逃离金海一实验。万幸，他还勉强能跟班上一两个男生说上话，那是黑暗里唯一一道光，沙漠里唯一一片绿洲。好景太短，升上四年级，他失去了最后的光和绿洲。